彭真秘书揭秘:毛泽东为何担心彭德怀要反他2015-10-27 08:01:18

   

张道一(1926年出生)云南人。1948年,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研究生,北平地下党学委干事,1949年2月,北平一解放即调到北平市委宣传部工作,历任干事、组长、办公室副主任、处长、北京《支部生活》第一任总编辑。“文革”后,历任北京语言学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等职。

1959年至1966年,张道一担任彭真同志秘书,前后长达7年。跟随彭真同志亲身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

本文系对张道一的访谈实录。

毛主席讲过这样的意思,担心死后让人鞭尸。1958年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讲到要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在“八大”的党章里又删掉了党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这些都容易引起他的疑心。提议从党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的是彭德怀,赞成删掉的是刘少奇、邓小平,这是个了不起的大事啊。因此毛主席有理由担心将来是否有人会像赫鲁晓夫反斯大林那样反他。庐山会议上他表现出来了:他担心彭德怀要反他。彭真和军队一些干部的关系可能也是毛主席曾经注意到的问题。彭真和罗瑞卿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罗瑞卿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部长和总参谋长期间,和彭真都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不止如此,每年国庆节,在28、29日晚,几个特种游行队伍举行预演排练,彭真亲临审查时,罗瑞卿几乎每次都去陪同(杨成武也陪过)。在十大元帅中,彭真和贺龙的来往较多。他和贺老总是在延安时结下的友谊,都住北京后又互相看望。贺老总喜欢钓鱼,钓到了有时送来给彭真。彭真有空闲也喜欢去贺家串门。薛明(贺的夫人)工作安排到市委宣传部,是得到了彭真的关照的。这种关系,可能也都犯忌。还记得“文革”中康生追查“二月兵变”的事吗?在十大元帅中贺老总在“文革”中的遭遇是最惨的。当然贺老总和林彪的关系很不好也是个重要因素,但他和彭真的关系恐怕也是祸根之一。

秘书张道一谈彭真与毛泽东1963年后的关系

问:您从1959年到1966年在彭真身边工作,前后共7年多,这是很关键的一段时间,经历了许多事情,您能先谈谈“七千人大会”的情况吗?

答:“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有中央、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省、地、县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为有七千人之多,通称为“七千人大会”。这么多的人云集北京开会属历史罕见。1962年是什么情况呢?1962年是我们经历了“大跃进”的挫折失败后,经过调整,经济开始恢复,但是,还有很多问题,开会是想总结经验。本来中央没有想开这么长的时间,因为与会人员特别是县级干部,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困难局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批评或者疑惑。这样才决定延长会期,让大家讲话、提意见、修改报告。毛主席当时有四句话:“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七千人大会”我作为彭真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

大会上,刘少奇讲,这几年,我们遭受挫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就是中央政策出了错误。彭真在一次会议上讲: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望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重。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好像一检讨就会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错。书记处最大的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彭真说,谁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毛主席也可能犯错误。陈伯达当时就反驳了彭真,也有好心人事后劝彭真:你不要那么讲。彭真回答,实事求是嘛!错误是谁的就是谁的!彭真性格耿直,坦率真诚。

刘少奇和彭真是那样讲的,林彪却在大会报告中说:这几年所以犯错误是恰恰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照毛主席的指示做。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事业就取得成功;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历史。不听毛主席的话就失败。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败所造成的困难故意轻描淡写,说这几年虽然我们付出了些学费,但代价是“很少很少”的。林彪阿谀逢迎的这番话,明显地是另一种调子,但毛主席爱听,果然受到了称赞。“七千人大会”后,林彪的位置直线上升,这应该是一个因素,毛主席大概因此认为林彪是对他最忠诚的。

问:“七千人大会”对以后的历史发展有什么影响?

答:“七千人大会”后党中央继续进行的调整收到了很好的成效。1962年夏,在北戴河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也就是北戴河会议,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要抓阶级斗争。大跃进以来,在经济上打了一个败仗,他不甘心。就我的理解,他认为刘少奇、彭真等在“七千人大会”上以及以后对经济工作提了一些意见是冲着他来的。这是不是就埋下了祸根,是值得史家探究的事。

实际上,这些人所以提意见是对党负责,对国家负责,而不是反他,但他心里好像是有点不平衡。江青在“文革”中透露: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他在北戴河开始反击,提出:经济建设没搞好,是因为没有抓阶级斗争。“七千人大会”的因,引出了“北戴河会议”的果,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毛泽东认为一些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是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从“北戴河会议”开始了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在政治思想领域大发展的时期。

北戴河会议上一提出抓阶级斗争,江青就嗅出了此中的味道。她马上抓出《李慧娘》这台戏来做靶子。她和康生一起说《李慧娘》这个鬼戏就是要反党的。于是到上海找人写文章批这个戏,批这个戏附带就批了北京市委的廖沫沙。写戏人孟超和廖沫沙关系很好,廖应邀写了一篇文章,叫《有鬼无害论》,江青和康生就把这《有鬼无害论》抓住做靶子批。实际上,康生是最喜欢鬼戏的,记得几年前他在紫光阁一次会议上有一个讲话,他说:“鬼戏也可以演嘛,将来你们如果不演鬼戏,我就不看。”他忘了他曾支持演鬼戏,而且孟超写这个戏也曾受到康生的称赞和鼓励。

当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抓阶级斗争之后,康生就180度大转弯,翻脸不认人,批孟超,附带批廖沫沙。一批廖沫沙,北京市委就紧张了。彭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宣传部长李琪等人都认为廖沫沙是好人,不是反党的。因此,有一些批判文章北京市委就压下来了,不予刊登,不组织批判。北京市委要廖沫沙写了一个应付性的检讨。实际上,从这时起,思想意识形态上的一场严重的斗争就展开了。江青和康生这是第一次点北京的名。发展到后来就是批《海瑞罢官》了。本来,海瑞是毛主席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讲话中提到的,提倡海瑞精神。彭真是紧跟毛主席的,在中央全会后马上就叫我找吴晗借明史书看。吴晗送来明史,经我手转给了彭真,他还真翻看了,可见毛主席讲的这些话彭真是很重视的。《海瑞罢官》的戏,胡乔木也很重视,是他听毛主席讲后找吴晗谈,建议他写的。谁料后来竟造成了一大历史冤案!

问:这一时期,毛主席对文艺有过两次批示。第一次是1963年12月,第二次是1964年的夏天,1963年12月的批示是直接批给彭真、刘仁的,是介绍柯庆施在上海开展文艺工作的一个简报。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毛主席1963年12月的批示是冲着北京市委来的。表扬上海,批评北京。毛主席批示,一向不直接批给刘仁,这次特别批给彭真、刘仁,是批评北京跟不上。第二个批示就更厉害了,矛头指向整个思想文化界。江青在那一时期借口病后调理身体,听了北戴河会议的风,就调了许多电影片看,从中找阶级斗争动向,就找出了现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舞台的问题。毛主席的第二个批示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而上海是受到表扬的,他们提出要大演大写解放后的13年。

问:北京对毛主席的批示有什么反应?

答:北京接到这个批示确实感到了压力,市委常委赶快开会讨论怎么办。从那时起,彭真、邓拓、李琪等就大抓演现代戏的问题,北京就此产生了一批现代戏。像《箭杆河边》等戏都是1963年1964年抓出来的。1964年8月9日,周总理、董必武、罗瑞卿等都去看了《箭杆河边》,给予鼓励。

彭真曾亲自要我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赵起扬(党委书记)请到家来,表示希望人艺创作表现北京的现代戏。刘仁随着就安排赵起扬等去京西矿区体验生活。这以后,他们赶写出剧本《矿山兄弟》。此剧彩排时我去看过,回来后向彭真汇报说此剧不错,彭真很高兴。这说明当时北京市委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的。彭真同志还提出了口号,叫“写北京,演北京”。这个口号,李琪曾在大会小会上广为宣传。北京市在那个时期创作和演出了《向阳商店》、《背篓商店》等一批反映现代生活的剧目。所以说,北京一直在积极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当时北京还专门召开了一次文艺工作会议,我参加了。会后,李琪要我参与起草市委向中央的报告。报告中讲:北京市是努力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批示的,多年来北京市是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文艺工作的方针路线的,总之,不承认北京是一条黑线,而认为北京市是一条红线。江青和康生看了这样的评价,当然会极不满意的,毛主席也不会满意的。

问:听说,因为沪剧《芦荡火种》,彭真和江青曾发生冲突,您当时在场吗?

答:这得从头说起。

1963年,北京市委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批示,要北京京剧团也试演现代京剧。北京京剧团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地下联络员》投入排练。即将正式上演前夕,江青来看了彩排,回去后打电话给彭真,对京剧团排成的戏横加挑剔,不许上演。当时,预售票已经售出三场。李琪把这个情况向彭真反映后,彭真把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几个人找到家里来开会。我回忆,这一次彭真是采取了忍让的态度,说服李琪、赵鼎新给买了票的观众退票道歉。

可是,江青并不以此为满足,她看到这个戏底子不错,她要插手了。她提出要到北京蹲点,把北京京剧团作为她搞京剧改革的“试验田”,随着又把上海沪剧团调到北京来给北京作观摩演出,并要北京市文化局给安排。北京市文化局给安排了两场,她认为少了,不给她面子。为这个她到处吵,和李琪吵,和赵鼎新吵,最后直接找到彭真家里吵。第一次来是为安排剧场的事,那次我正好在场,看到江青很横的样子,激言厉色、嗓门很大地嚷:“彭真,我告诉你!你北京市不给我安排,我让剧团到中南海去演,我请毛主席来看!”彭真很不高兴,说:“我让他们研究一下。”江青说:“就你们北京难办事!”江青走时彭真没送,对我说:“道一同志,你帮我送送。”我出门送她上车,她头也不回,看也不看我一眼。我当时觉得:江青真是盛气凌人,蛮不讲理,形同泼妇,还直呼人的名字“彭真”。